人行降準 — 經世濟民與抱薪救火的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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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人民銀行再度宣布,自本月15日起下調存款準備金比率(Required Reserve Ratio)1%,向金融體系釋放流動性。

所謂「降準」,通俗講法就是「放水」。各商業銀行及存款類金融機構允許減少存放於中央銀行、用以應付不時之需的的存款,於是金融機構流動資金增加,也就有更多錢可供放貸。是次央行放水,釋放資金總值約7,500億人民幣。

時間回到2008年,溫家寶為應對金融危機而主導的金融政策,包括總值高達4萬億的投資計畫,寬鬆信貸政策讓大量資金進入流通領域(僅2009年新增信貸已達10萬億)。可這一系列刺激經濟政策是把雙面刃,最為顯著的後遺症,是累積構成嚴重的資產泡沫及債務風險。負債沉重的企業短期內接連債務違約,銀行壞帳集中爆發,則會形成系統性金融危機。

本來基於金融維穩,理應採取信貸緊縮政策,壓下債務規模。可是人行迄今不斷放水,經濟救火味濃,與維穩目標背道而馳,中共看來是左右為難。

「救火」與「維穩」

救火粗略分為兩個範疇:

一、保增長

美中貿易戰籠罩底下,維持是年中國經濟6.5%的預期增長,是中共要咬緊牙關完成的政治任務,意味並無屈服於美國的關稅重壓,象徵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終勝利;反之,中國一旦無力抵擋攻擊,經濟增長下滑1-2%,習近平對國內以至國際的威信將遭受沉重打擊,政經連鎖反應的後果,無疑動搖中共透過確保經濟火車頭運轉維護的管治合法性(Ligitamacy)。

是以用上資推動增長的老方法,甚至不擇手段,也必須穩住逐漸江河日下的增長。

二、挽救部份負債累累企業的流動性危機(Liquidity Runs)

企業要償還鉅額到期債務,然而口袋空空,即面臨資金鍊斷裂。之前引述《關於加強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約束的指導意見》中提到「堅決防止『大而不能倒』」,看似肯放手讓國企、子公司或地方融資平臺破產清算,但實際上許多公司根本Too Big to Fail — 債臺高築至天文數字,麻煩就由企業轉嫁至地方以至中央政府本身。

公司資不抵債,銀行復不提供過渡貸款,那就乾脆破產是嗎?銀行萌生壞帳損失的黑洞,或需政府出手打救;企業倒閉帶來失業潮,勞動市場未能消化,問題又返回政府身上。更莫說連帶的產能過剩、通脹高懸等爛攤子了。

再者,部份大企業與中共高層利害關係深相糾結,權貴自然無法坐視不理。舉例如今年2月,中信銀行就為搖搖欲墜的海航提供200億人民幣的戰略授信額

難解的矛盾

救火與維穩的矛盾,在於釋放的資金如何流入真正需要且有希望的公司手上,恢復經濟活力,而非為效益低落甚至垂死掙扎的權貴禁裔輸血續命,徒添銀行之呆帳。

本年累積的四次降準(1月、4月、7月、10月)所釋放的資金,按道理應主要流向利潤效益及技術水平較為優秀的企業,提昇行業整體的商品或服務質素,產生更多高薪就業機會,逆轉消費降級的洪流,從而確切扶助實體經濟增長。

不幸地,近年的經驗告訴大家,新生資金大多投入到地產業,要不成為各省市的磚頭森林,就是落入發展商的資金鍊,在金融系統內還本付息的輪迴中空轉。那些仍具生命力的民營企業,卻在層層盤剝的滴漏效應及國有銀行百般刁難之下,難以取得充足貸款,祇好鋌而走險向高利貸借錢週轉。當然不得不提國進民退、官商勾結自肥的操作,抵銷資金刺激功效,同時令民營事業發展行人止步。

結果顯而易見:不論你如何放水,若然無法創造就業、提高國民消費意欲,最終祇會淪為純粹的債務負擔。是以再多的降息、降準,放寬貨幣及信貸政策以釋放流動性,從來不是問題核心。

根本之法,也是老生常談,在於:

一、減輕企業生產及營運成本,不限於局部行業優惠,諸如大幅且廣泛的稅務寬免,下調油、電價格,壓低土地使用價格,削減物流成本(如高速公路收費)。

二、民企冒險借高利貸,財務狀況惡化,銀行以償債風險過大為藉口不予借款,延續惡性循環。要杜絕如此弊端,必須降低融資成本,釋出信貸渠道,免遭享有特權的國企或有政界背景關係的企業壟斷。

即便如此,中國政商合流的權力結構畢竟根深柢固,不僅利益均沾,陷入困境之際尚有「讓領導先走」的便利。要解除這種特權,培養出公平、獨立、透明、能夠自行糾錯的市場,從貿易戰的陰霾中走向世界,注定難乎其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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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陷阱 — 城投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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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國經濟大局,得從細微處見真章。

本月中,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推出的《指導意見》,重點並不在於企央如何減債及監督。內文第五條第五項,才是值得注意之處。
42289001_10156520512003346_8681307165069148160_o大致流程如下:

地方政府興辦「城市投資開發建設公司」=> 地方融資平臺 => 發行「城投債」,本質是準地方政府債

中共之所以在《指導意見》中列出該條文,是要在城投債失控自爆前先行引爆,減輕對中央政府及國營銀行系統的傷害 — 若然地方債不斷膨脹,直至無法償付集中違約,最終回傳至中央政府代償,淪為中央財政負擔。

「城投債」緣起,得從1990年代的分稅制改革說起。透過改革重新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權及事權,中央政府掌握逾半財權,確實充實了國稅,然而優質稅源遭奪去後「減財不減事」,財源大削但要做的事仍然由地方政府肩負,更要募集資金進行大型基建推動經濟。1995年實施《預算法》以後,2014年以前,地方政府甚至不准自行發行債券(指自發自還,而非由財政部代理發行),試問「錢從何來」?

除了資金來源外,另一重顧慮是預決算報告 — 募集得來的資金投入基建,並不能列入政府財政支出。否則到年度決算之際,財務報表上浮現一大堆赤字,支出遠超地方預算,地方首長就不用當下去了。

眾所周知,中國各地方財政絕大多欠債累累,然而其赤字一般都被隱藏起來,在決算報表中無法反映。那麼龐大的赤字到底去了哪裏?答案就是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

地方政府生財之道,首先是設立城市投資開發建設公司、國有資產管理公司,然後把土地、國企股份,甚至國債類資產挹注進該公司,讓其具備一定資本規模,就可以向國有銀行貸款;另一方面城投公司也發行債券,主要吸引機構投資者。2008年金融危機過後,各地的城投公司發展迅速,通過投資固定資產推動地方GDP,債務也隨之擴大,政府對債務的擔保自然也要增加。

然而時移世易,基建效益下降,投資回報不理想,經濟榮景帶動地方財政依然入不敷支,債務增加速度逐漸超越供擔保的資產及地方政府收入之際,危機終於浮現。城投公司面臨債務到期難以償付,拖累為其擔保的地方政府,將如骨牌塌下般陷入破產困境。

根據2017年財經界報道,中國城投債存量約佔信用債中的6.7萬億(~34.6%),而中國今年接連爆發的P2P網絡貸款危機,整個行業的待償還款總餘額,才不過1.3萬億左右。

當然,城投債並非地方融資平臺總債務的主要成份,因為城投公司主要借款對象是上述的國有銀行(接近80%)。按地方平臺貸款在人民幣各項貸款中比例不超過30%的標準,根據今年6月人民銀行公布的《區域金融運行報告(2018)》,以及2018年7月末的社會融資規模存量推算,地方融資平臺貸款規模可能高達38.7萬億元。

若然城投公司資不抵債而宣告清盤,身為主要債權人的國有銀行自然得到優先償還的機會。但到時究竟有多少城投債納入破產清場的範疇?中央政府讓地方的城投公司分階段自行破產,一旦爆破起來,又是甚麼光景?

參考中國債券信用評級體系,達AAA級發債主體評級,約佔40%。當然,這是很有「中國特色」的說法,事實上Bloomberg曾分析過中國達AAA級債券中,約57%有垃圾級別風險。再看看全國各地城投債的信用評級……大家不難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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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退場 — 無言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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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Getty Images

2018年9月10日,是個頗有深意的日子:既是馬雲公布他的「傳承計畫」、翌年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之日,那邊廂據《上海證券報》報道,支付寶與銀聯達成支付清算合作協議,當天舉行內部簽約儀式,連《新華社》亦引述該消息,雙方僅表示「不作回應」。

細心閱讀關於馬雲退場的各家分析,很有意思。

基本上,阿里巴巴旗下業務犯下許多禁忌,觸動太多利益關係。電子支付、金融、A.I.等項目,起初並非全然源自政權Big Brother的創意。但因為馬雲橫空出世,中國生態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令他與中共當局之間關係變得複雜。而當他事業做得愈大,中共亦愈發忌其離心,「近而不親」之情不再。

馬雲有異於典型的「根正苗紅」,或長年依賴政治市、與中共高層打關係的富豪,乃是從平民崛起的民企新貴,在發跡過程巧合地切合中共政治需要,利害一致而聚首。如今的「引退」,也就是出現核心矛盾,企業坐大而逐漸難以控制,加上「國進民退」的政策綱領,最終遭政權用完即棄。

犯忌一:金融業務

電子商貿的普及,有三項要素必不可少:信息透明度高且溝通無阻、物流配送暢順、支付安全保障。

2004年創立的「支付寶」,目的為提供網上安全支付方式,令阿里巴巴如虎添翼。意想不到地,不到20年中國互聯網及手提電話用戶劇增,支付平臺進一步推動網絡購物浪潮,市場規模遠超想像,甚至令電子支付在生活中逐漸取代現金和信用卡。

用戶儲值在支付寶的錢愈來愈多,分流而未有進入銀行體系,損害銀行的正常儲蓄;暫存在支付寶內的「備付金」(準備日後購物的錢),成為資金沉澱,變相造就阿里發展金融業務的機會。

於是乎,「餘額寶」就在2013年出現了,本質上屬貨幣基金 — 一種共同基金(Mutual Fund),彙集各方小額資金,由專業基金經理負責投資於國債、股票、公司債券等有價證券,收益由投資者及基金經理分享的金融業務。用戶的中短期儲蓄遂衍生出投資渠道,故此在銀行理財業務及餘額寶之間又產生新競爭,自然要提高回報承諾,換言之銀行被迫增加資金使用成本。

所以,哪怕是馬雲本來僅在滴漏效應下游分一杯羹,仍然觸碰了國家的逆鱗。

後來2014年「螞蟻金服」提供國有銀行不屑做的個人貸款與中小企小額貸款,但鑒於中國互聯網用戶成長太快,加起來足以動搖國本 — 銀行金融業的利益。當然,還不得不提2016年入股國泰產險,涉足保險業務。

螞蟻金服2017財政年度稅前利潤達132億,2018財政年度至今稅前利潤92億,金額雖然較諸動輒1,000-2,000億淨利潤的國有商業銀行不過九牛一毛,然而就金融科技企業來說,無論其資產規模抑或利潤增長速度,均對中國銀行金融業構成威脅。螞蟻金服資產管理規模截至本年5月高達22,000億,用戶6.22億,其中餘額寶佔管理資產15,000億元。

在中國金融界近年的整頓管控風暴中,試問誰會放過傳統體系以外,卻在搶奪儲蓄、理財、放貸業務的馬雲呢?

犯忌二:人工智能

利用自己掌握的海量數據資料,發展人工智能應用程式,朝建立社會信用體系邁進,既超出金融領域本身的徵信(Credit Investigation)範疇,也隱含社會基礎服務的意義。

阿里巴巴投進資源開發人工智能,在交易及支付平臺積累大數據,先天擁有進行信用評級的能力。踏入該領域以後,形勢變得更為微妙:對政府而言,阿里巴巴具備採集及管理數據經驗,同時有市場誘因推動技術研究,是可以借重的力量。若國家運用財政力量從零開始建立全社會信用評級,既非專業,也不划算,同時效率低下,倒不如先讓私人企業試行,祇要成果(包括技術、數據)全部對政府開放就可。

是以2014年,中國國務院就社會信用體系發表綱領文件,涵蓋政務、商業活動、社會行為及司法四項範疇,但其後並無推出具體措施,而是翌年由人民銀行批准八家個人信用徵信業務公司執業 — 剛好在2015年成立的「芝麻信用」,正是其中之一。

但政府畢竟另有顧慮:公司管理層並非由政府直接任命,難保與政府想法各異,在具體問題上雙方利益分歧;一旦你掌握的技術及資本力量過於雄厚,更有可能反過來威脅政府。是以政權對科技公司的態度是既倚重,又要設法削弱、拆解,陷入張弛不一的兩難狀態。

循微觀角度而言,阿里巴巴身為不受中共直接支配的金融科技企業,與政府的利益衝突著實不少。舉一明顯例子,近年積極進軍海外市場的支付寶,本身就可成為繞過金融監控往海外洗錢的工具,對中共肅貪反腐及堵截國內資金外逃構成嚴重阻礙

2017年,人民銀行終於使出殺手鐧:所有網絡支付業務,必須於2018年6月30日以前轉到人行轄下的「網聯平臺」統一處理。過往支付寶作為第三方支付機構,預先收取客戶用以購物的貨款,存入支付寶在銀行的帳戶,然後定期給提供商品服務的收款方銀行對帳結算,過程中支付寶實際扮演銀行間清算的角色。

可是從今年開始,第三支付平臺禁止再沾手跨行清算業務,改為由網聯平臺承辦。螞蟻金服不僅無法再自行決定與銀行間的利潤分配模式,連交易紀錄也要和央行分享。本來看似超脫三界之外的支付寶,還是逃不了政府監控的五指山。

此外,之前不是提到芝麻信用嗎?今年1月,突然冒出一間名為「百航信用評分」的公司,由人民銀行批准營運,注冊資本10億人民幣,負責收集和儲存全中國的個人信用資料,並建立信用報告、評級。股東名單相當有趣,包括中國國家互聯網金融協會(N.I.F.A.),騰訊科技及芝麻信用,相當於把之前的私人信用評級龍頭盡收中共彀中。

由於得到人行加持,意味其所開發的評級程式產品將會被國家直接採用,並應用於社會各界。即使馬雲是市場先行者之一,得到過國家授權試行,甚至在2011年按規定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分拆支付寶換取牌照,也不得不再向國家低頭,成為其中一份子方能獲得認可,之前投入許多研發資源才不至於化為烏有,未來信用評級業務會否一下子被國家藉故充公合併也未可知。

隨時準備把支付寶獻給國家」的背後,是即使甘當國家白手套,依然難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命運。阿里巴巴與中共的蜜月期宣告結束,政府磨刀霍霍待宰割,彼此關係更加撲朔迷離。如是者,馬雲的獨腳戲,也祇能無奈落幕。

犯忌三:國進民退

早陣子在美國涉嫌強暴並曾被捕的京東創辦人劉強東,在2017年初受訪揚言12年後就能實現完全技術化(無人機及A.I.管理),屆時就能實現共產主義理想,中國也能把公司全面國有化,有人將之詮釋為他有意把京東上交予國家。

當然,上述豪言與馬雲的教師夢一樣,不過是浪漫化的幻想。近期國進民退、恢復共產主義之風甚囂塵上,華麗包裝之下,把一手創立、有如親生子女的企業「交」出去,很可能並非情願。

就在1950年代,中共已經歷一場慘烈的「公私合營」,也就是所謂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過程中的重要一環。具體操作表面上並非直接充公沒收,而是透過贖買方式進行:設立定息制度,政府每年向企業內的私人股份持有者支付5%股息,但為期不超過20年,同時為資本家保留較高薪資。

然而5%股息是一刀切的陷阱,既低於絕大多數接受公私合營改造企業的實質盈利,甚至低於當時銀行的定期存款利息。這制度至1966年突然結束,中共宣稱社會主義改造完成,資本家不再有源自資本的收入,由資本家改造為所謂普通勞動者 — 真相是,該年國家以期限屆滿為由,停止發放一切股息,公私合營企業及其擁有資產旋即強制收歸國有,部份經營者被陷罪入獄,以對資本家的徹底剝奪作結。

設立新的信用評分公司,或為未來中國互聯網三巨頭(BAT,即百度、阿里巴巴及騰訊)經營權被迫雙手奉上的可能手法。先由政府組織一家合資公司,由政府轄下監管機構或所謂行業自律協會出面,代表政府作為大股東,將BAT含有社會基礎服務意義、戰略價值的業務自母公司剝離,折算成較小股權,一並納入政府控股的新公司 — 如上述百航信用評分的實然控制人,就是國家互聯網金融協會。

相比起解放初期的公私合營、充公改造模式,這種模式無疑對資本家「寬大」許多 — 他們仍可享受公司帶來的資本收益,但後後祇能充當政府的合伙人,不享有決策權,董事局內外亦永遠無法與國家代表平起平坐,比在國企中外合營公司安插黨委更明目張膽地予取予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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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旗飄揚 - 符號化的「愛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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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將至,山雨欲來。面臨主權移交20年,除了因習近平親臨香江,致使警隊以反恐規格嚴陣以待外,在擾民與惶恐不安底下,大街小巷卻掛滿五星紅旗、「熱烈慶祝」之類紅底黃字標語,違和氣氛格外詭異。

林鄭月娥早前接受曾鈺成訪問,指香港獨立未成思潮,僅為一小撮人不設實際的言論。話音剛落,翌日梁振英於記者會表示無論要求自決以至獨立,任何分離主義皆不能掉以輕心,必須杜漸防萌。事後林鄭在新華社等中媒訪問時提到,對學子要自幼灌輸「我是中國人」的概念,將中史納入初中必修的獨立科目,並且多設校外港中交流項目,增強學生對中國的認識。觀乎已公開的未來施政班底,候任教育局長楊潤雄對國民教育的態度,及盛傳擔任副局長的蔡若蓮,可見認同及貫徹壓抑港獨、弘揚中華認同的教育方針,機會極大。

然而自2008年北京奧運伊始,香港的中華民族主義從高峰滑落,疑中以至抗中情緒不斷蔓延。按港大民調6月公布關於身份類別認同的調查顯示,迄今為止,18-29歲的年齡層自認為屬「中國人」、「廣義中國人」的百份比,皆低見3.1%,創20年來紀錄新低;與此同時,認定自己是「香港人」、「廣義香港人」者,分別為65%及93.7%,後者更攀上歷年新高。從圖表可見,趨勢短期內大概難以逆轉;而循時局變化,本土意識覺醒後港人主體日漸確立,亦可推想年輕港人的中國認同祇會愈發淡薄。

「愛國」本質

為抗衡年輕一輩身份認同轉變,亟欲維繫治統的政權循教育著手「根治」歸屬感低落,似乎「理所當然」。相比起「民族主義」、「國家 / 民族認同」等較為複雜的意識形態,推廣「愛國主義」(Patriotism),似乎較易被民眾理解。

國家或民族認同,需要學理思辨及細致的理性分析,愛國卻純粹是實際行動。愛國主義雖與民族主義有局部關連,反映個人對身為政治社會的公民,及其文化、成員、利益等綜合因素積極樂觀的態度,但概念上更傾向於守土防衛,較易受感性鼓動且不容質疑,也相對易於操作及實踐。對統治者而言,宣傳愛國相對效益大而風險低,甚至可以利用愛國與否,抨擊政敵。

某程度上,愛國主義涵蘊自我犧牲,意味國家利益之考量應高於自身利害,極端狀況下甚至可捨棄性命。戰爭之際,人類自我保護的本能,延展為「保家衛國」,愛國於是成了驅使國民參與軍事行動的原動力;承平之時,則將愛國與公眾福利連結,一己之幸福繫於一國之福祉。愛國主義遂產生倫理證成,內化為國民價值觀,以至社會的道德標準。

愛國主義形式

純就形式而言,愛國可分為三種類型:

個人愛國主義 (Individual Patriotism)

感性、自願的愛國者,基於樸素的國家認同,他們有著確信的愛國觀念,如對國旗保持尊敬,聞國歌肅立唱和等。不僅如此,他們堅信所有公民皆應具備與其本人相同的愛國心,不容例外。政治上的體現,可見於積極參與投票和改革國家的社會運動、服務國家(如服兵役,擔任公職),力圖讓其價值觀與貢獻得到國家肯認。

此類行為時而會趨向激烈,陷入盲目愛國(Blind Patriotism),甚至得到官方默許及利用。諸如1999年的反美示威,2012年的反日遊行,2017年較零散的反韓行動,表面雖為民眾自發,然而構成的輿論壓力,也成了北京用以向外國施壓的政治籌碼。

官方愛國主義 (Official Patriotism)

官式愛國,是國家正當性的結論,循法理基礎展現國家代表政治社會的公眾福祉。由政府提倡的愛國,既富象徵意義,亦有正式內容,典型諸如紀念碑與造像、英雄和偉人、歷史事件及紀念日。香港的金紫荊廣場,作用不止於人造景點,更是「香港回歸祖國」、中共在香港確立管治威權的象徵,本地重要的升旗及下半旗儀式均在廣場舉行;太空人楊利偉於2003年旋風式訪港,及往年的奧運金牌運動員蒞港交流獻技,都是中共有心塑造的當代英雄形象。

政府偶爾會發起愛國運動,提升公民對國家及其標誌物的認同。也會制訂相關法例及嚴格規範,如中國制訂《國旗法》、《國徽法》及正在人大審議中的《國歌法》,捍衛國家標誌及其所代表的國家尊嚴。

至於教育層面,藉國民教育深化國家意識,歷史課程綱領強調國族昔日榮光、遭外敵入侵的屈辱,潛移默化令受眾與國家榮辱與共,也是官方為學生移入愛國意識的常見手腕。據上可知,將來林鄭當政之日,應離此不遠。

符號愛國主義 (Symbolic Patriotism)

象徵符號,是把承載訊息的符號與其所代表的訊息置在一起,令人見意符(Signifier)而思意指(Signified)。符號愛國,也就是透過標誌及相應行為,與國家或其核心價值相連,是較為抽象、感性的聯接。戰時,符號愛國常用以提升士氣;和平時,仍能將在政府及公眾場所展示國旗及致敬的行為,等同於戰爭中向國旗敬體。一切在公眾場合宣告對國家忠誠的行為,諸如升國旗、唱國歌、參加大型愛國遊行集會等,均屬此類。

中國國旗本身的意義:透過社會主義革命(紅旗),四顆黃色小五星圍繞指向大黃星,代表社會四階層人民於共產黨的光明引領下團結起來,黨也得到各位階人民擁護。無論是出於官方或民間的安排,不斷展示中國國旗,既是重申立國精神,也反覆宣示共產黨之於國家的領導地位。坊間乃至官方萃取紅黃兩色用作歡迎標語,亦是採用國旗涵蘊的元素,然而意符也不離指代「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愛國」「我們支持共產黨領導」。

符號愛國 易弄巧成拙

至此,讀者大既明白如今市面舖天蓋地的五星紅旗海,還有刺眼的紅底黃字橫幅,究竟是甚麼回事了。然而符號愛國雖然容易實現,也是方便洗腦的好工具,但同樣地,也容易弄巧反拙。

如果說個別的愛國實踐會令如何定義「何謂愛國行為」變得莫衷一是,那麼主觀地指責對方「不愛國」,是簡單的污名手法;但若然將愛國表現的標準劃一,那麼統治者自可成為操控愛國主義的黑手 - 國家機器擁有最終定義「國家」的權力,肆意歪曲愛國本質,愛國主義淪遂淪為一門盲門的信仰;而民眾及反對派政黨則在與國家爭逐愛國定義之中,虛耗精力。

但過度宣傳,也會招來反效果。一旦民眾並無建立相應的國家認同和愛國心,更甚者政權本身管治惡劣,那再多的旗海,也不過是加深他們對「面子工程」刻意媚上的厭惡,強化逆反心理。歸根究底,全在當權者從無著力消除導致社會不滿的結構因素。

更嚴重的是,太倚重符號與國家威權之連結,那麼反其道而行,要羞辱政權以至國家,以符號之矛破符號之盾,也是相對易為的事。如塗污紀念像、焚燒或撕毀國旗、改寫國歌等象徵物,哪怕有可能觸犯法例的代價,仍有對國家徹底不認同的抗爭者樂意為之。

有說「滿城盡帶五星旗」,頗有日本侵略亞洲、納粹德國吞併歐陸後,淪陷都市莫不插滿佔領國旗幟,城中卻人心惶惶的喪亂景象,對此深以為然。是年七一,到底是一場愛國陣營的盛宴,抑或是中共在香港的最後瘋狂,還是拭目以待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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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角」.傳媒.港男港女

正當坊間輿論方興未艾,昨日傳媒廣泛報道的「『牛角』找數爭執」,突然峰迴路轉。「牛角」東主黃傑龍於今天貼出事發當日男女主角的單據,並說明事件的確是緣於結帳糾紛,但細節卻不如早前傳媒所述:

一、入席時間並非消夜時段,且帳單中酒水佔全單逾半
二、並非男子要求AA制分單不勻,雙方談不攏然後動粗,而是女方見單自忖不便宜,主動提出分擔部份,卻被男方一手撕破女方的$500紙幣,繼而情緒激動引發爭執

店東「呈現事實」的手法,並非爭端關鍵,在此按下不表。是回社會討論核心,在上述第二項。

事件真相之所以180度翻轉,究其責任,傳媒必然先行。他們是最有資源和責任查明事件,取得第一手資料,再行報道;若然其後查明有誤,則須及時訂正。可惜,傳媒操守早已敗壞,成了急於追求Eye-catchy Stories的嗜血鯊魚,罔顧是非曲直,報道愈Juicy愈Sensational愈受歡迎。是以一方道聽塗說,未再核實,疏於跟進的傳媒積非成是,不旋踵全行中伏。

故此他們樂得斷章取義填充內容,外加一堆罐頭式主觀評論闡釋事件(諸如迅即以「片面、扭曲事實」做街訪搜集坊間輿情,訪問「專家」講東講西),煽動讀者盲目批評女方「死港女」,男人「唔大方」。傳媒賺得廉價道德濕地,大眾賺得Pantry Talk談資,各取所需。

傳媒、公眾如何重塑「真相」

引用W.J.Potter (Perceived reality and cultivation hypothesis, 1985)談傳播理論,他提到受眾愈相信媒體資訊所言為真,資訊即愈可能影響受眾認知、態度或信念。嘗試應用於此例:

第一重.魔窗 (Magic Window):相信所見資訊反映真實世界

透過傳媒渲染之「真實」,群眾繼而基於錯誤報道表達意見,演變成對男女主角口誅筆伐,深化負面印象,致使事情更形扭曲。

第二重.教導 (Instruction):視上述資訊為一學習管道

網絡平臺上紛紛留言,甚至撰文勸世,引以為戒,視男女主角為「港男」「港女」之典型(Stereotype),焦點又借題發揮陷入港男鬥港女的泥淖。

第三重.認同 (Identity):認定資訊中角色、情節可與自身經驗相結合

個人出身背景,異性際遇,可能移情至男或女主角身上,對異性仇恨借傷成毒式蔓延,抱有這類心態參與討論者,施即令陰霾擴大。

「各取所需」的事實

深入探討,亦非單純因「仇女」「鄙男」,也許基於人多少抱持之幸福想像,準確而言即一套他們認定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既成法則,尤其面對兩性關係。是以報道中會出現「專家」宣稱女士學歷與甘願付帳意欲成正比,男士約會付帳切勿斤斤計較云云,或者坊間再現「AA制是否合理」的萬年爭論。一旦發現任何不符合其「理想模式」之現象,自然而然會置入許多負面想像。這與道德標準無甚因果關係,更可能源於自我中心。

傳媒見獵心喜,為爭點擊率亂報,帶引輿論方向;大眾不懂「停一停諗一諗」,在查證無從底下,照單全收。當連串報道、偏見、經驗混雜,傳媒、輿情自然參與構成「另一種事實」。世道如此,既是傳媒之墮落,也是人心之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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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和解 真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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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和啦!」- 獎門人曾志偉

自2014「遮打革命」爆發,根據警方數字,迄今涉及佔領而被捕者已逾千人,其中超過五份之一須經由司法程序處置,部份佔領行動的政治領袖、參與市民及執法警員,均在遭檢控之列。大量檢控陸續而至,難免人心惶惶。

對此,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提出「一勞永逸」之策。他稍早前接受《明報》專訪,促請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須於上任後展示修補社會撕裂的決心,建議成立獨立專責小組調查佔領緣起,深刻檢討,並按結論因事制宜。同時倡議運用《基本法》第48條之權力,特赦上述佔領行動中所有嫌犯。

《基本法》第48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行使下列職權:
(十二) 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對此贊同,稱無條件特赦代表新政府對香港付出最大誠意,放下兩年以來的撕裂。其後又補充說法,要有真普選方有真和解,不能僅靠政府放棄追究刑責了事。

另外,有不具名泛民議員支持特赦佔領79日相關涉案人士,包括參加者及警員,但要畫界區隔,不包括初二旺角警民衝突中被捕者,明示反對擲磚之類暴力行為。

《明報》將上述主張,描繪為泛民主派拋出「大和解」方案,意圖化解近年來因政治議題引發的社會紛爭。此議一出,頓時擊起千重巨浪,各方政治陣營紛紛表態,反對派毀譽參半,親中派則大多不贊同。其中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和議之餘,更追加類近「Social Contract」(社會約章)之條件,特赦前提為接受者簽署切結書,承諾往後爭取民主和發起社會運動必須合法合憲。具體切結內容由法律界學者、佔領三子及警方工會等持份者共同商討。

「和解」背後 是「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之概念,起源自二戰後「紐倫堡審判」,藉由法律手段抒解轉型其間的緊張情勢。現在則普遍見於政治論述,意謂新政府或執政者為解決舊政權之政治過失,採取各項司法與非司法措施,正視並應對過去系統化且規模龐大的人權侵害。按聯合國相關指引,轉型正義由以下元素組成:

一、追究責任
二、釐清真相
三、建立對受害者的賠償機制
四、改革制度,防止歷史重演

深入探討,首要是「肯認」(Recognition),透過調查及司法程序呈現真相,確認民眾因政治緣故遭受傷害的事實,坦承錯誤,不僅將他們定義為受難者,進而透過制度革新,恢復其身為公民享有的平等地位及基本權利。

然後,是「信任」重建。威權政體管治,造就人際間的疏離、官民間的抵抗心態,社會整體嚴重撕裂,往後要設法讓公民重新相信制度,建立共同的社會價值,繼而積極參與政治。

再來是在理想狀態下,讓社會曾經存在的族群、階級等對立,循特定機制達至「和解」。無論人與人之間、人與體制之間的關係,通過共識政治尋求彼此接受的方案,和解後一並往前邁進。這也是政治學上促進「民主鞏固」的方式,走向成熟民主的必經之路。

依照不同目標衍生的制度設計,如司法審判遵例起訴、成立真相委員會、特赦加害人與受害者、基於賠償或行政正義上的人事清查制度、興建博物館紀念館以茲記取教訓、編撰教科書修訂歷史詮釋,乃至以政治正確刻意迴避議題。

「和解」、「正義」 孰為輕重

“… the best that can be done, as a general rule, is to maintain a precarious equilibrium that will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desperate situations, of intolerable choices – that is the first requirement for a decent society.” –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Isaiah Berlin (1990)

「作為一般規則,我們能做的最佳抉擇,就是維持一種『不穩固平衡』,避免極端狀況發生,也防止令人無法接受的選擇出現 — 此乃形成『良善社會』之首要條件。」

依其文理脈絡,伯林所述之「良善社會」(Decent Society),並非他理想中的自由主義社會,而是願意用個別方式處理政治事務,隨時能在互相衝突而繁複多元的規條、價值、原則之間尋求某種平衡的態度,換言之即務實功利主義者的主張,於無法達成平衡的衝突中,仍能兩害相權取其輕,犧牲其中一方作出決定。

另一自由主義學者Jonathan Allen延續伯林「不穩固平衡」(Precarious equilibrium) 的概念。在論文A Liberal-Pluralist Case for Truth Commissions: Lessons from Isaiah Berlin(2007)中,他提出上述的多元論,有助建立轉型正義制度之一 -「真相及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理論基礎。

大多數真相及和解委員會,旨在尋找舊政權昔日蹂躪人權之事實,偶有提供賠償、修補和判刑等建議。多元論則對委員會設下界限,避免淪為促進社會和諧繼而犧牲正義的機關,或單純為實現回復正義的工具。艾倫分析,委員會根據本質可分為兩類:

「簡單犧牲」型:承認政治特赦必然包含對「正義」所要求之正當事物的否定,並且將「真相」、「妥協」、「社會宣洩」(Social Catharsis)、「國家團結」等因素,視作比「正義」更重要的價值,至少在民主深化上如是 ― 特殊的政治環境要求,「正義」可被拋棄,以利實現其餘更重要的社會價值。其缺陷在未能提供實際論據證明「和解」比「正義」更重要,致使後者在博奕中遭到犧牲,亦無視妥協的關鍵作用。

「回復正義」型:拒絕「非有即無」(All or Nothing)的極端二分法,將注意力放在讓社會恢復正義狀態的途徑。履行正義不必然包含懲罰,而旨在修復社會破裂,彌補加害者與被害人的關係,才是正義之真正目的。然而,以「和解」或「社會安定」重新定義何謂「正義」,同時也消除了「正義」植根人心的意義和特質,「和解即正義」也未必能令受害者或對正義有所堅持的公眾能夠接受。

故此,真相及和解委員會的真正任務,並非為保社會和諧全然犧牲正義,也不在倡導重新定義的回復正義,而是從正義與社會和諧之間達至「複合妥協」(Complex Compromise) - 一套盡力兼顧和諧與正義的安排,在捍衛法治原則與拒絕接受不公不義的政治手段底下,謀求共識。

由是觀之,轉型正義的過程,絕不能對任何行為者有所虧欠,無論物質層次賠償補救,抑或象徵層次譴責犯罪或邪惡。此種正義觀允許追求社會和諧的過程中,毋須犧牲正義原則。儘管委員會不得不於某些報復層面作出讓步(如以赦免平衡加害者的參與),其制度設計藉由查明事實,讓審判過程發揮倫理功用,公開恢復受害者的名譽及自尊,同時抨擊專制之害。此外,揭露蹂躪人權之實,也可提供學習法治的重要教材,在分裂的民主社會中得出最低限度的公眾共識。

假和解 真投降

嘗試將胡志偉等倡導的「大和解」置入上述理論框架,撇除香港尚未更迭為民主政體,及未得到外力參與等因素,就其方法論而言,特赦完全不符合轉型正義。

要呈現真相,首先要資訊詳盡、透明度高、具公信力的調查。可是現行制度底下,根本無從進行。香港並無「檔案法」及「資訊自由法」,僅根據檔案處下達的行政指令、《公開資料守則》和《1996年政府資料檔案(取閱)則例》管理政府檔案,事關佔領其間政府決策的文件,特區政府更可以公眾利益及保密為由拒絕披露;而即使於立法會可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調閱文件,但一來P&P歷來於會內難以通過,二則政府可以各種理由不予出示,令調查困難重重。掌握公權力的立法機關尚且如此,何況一介「獨立專責調查小組」?

與此同時,針對相關案件的法律程序,尚未完成,赦罪欠缺法理依據。本港有較健全的法治、獨立的司法,無論是參與公民抗命的抗爭者,還是濫權施暴的執法者,均可受到公平的法院聆訊。一旦於未完成全盤審判就主張以行政赦免解除雙方的刑責,既是不合程序公義,也屬有罪不懲(Impunity)失卻公允,更助長不完善的行政繼釋法以後對司法系統進一步侵凌。

更嚴重的是,此舉與其謂追求和解,倒不如說是政治交換。戴耀廷當年提出「和平佔中」,本就申明是經由公民抗命推動社會步向「以法達義」,並向參與者說明要有承擔法律責任的心理準備。即使未必每位抗爭者理念相同,但是否同意以免去執法方之刑責為代價換取自由,主張交換者有否列入考慮?執法者與無權者的交易,談何對等?他們的政治信念,難道可以短暫安寧掩蓋?坦白說,如此主張,無疑陷抗爭者於不義。

對佔領案的一並處理,限於一次施恩寬免,是有選擇條件的黨同伐異,並無免於政權對抗爭者的重蹈覆轍。抗爭持續則政治檢控去而復返,金箍圈不除則藉「和解」過渡至重拾正義無從談起,本質無異於葉劉提出的切結書,既無轉型更無正義可言。

拋棄實質公義(Substantive Justice),換來一時之政治穩定,對好行權宜、盲目綏靖的政黨而言,但求息事寧人,誠為美事。可惜消費許多志士仁人的犧牲,卻迴避政治矛盾根源,無從消除社會動蘯 - 制度不義、政權逼迫,社會依舊分裂。抗爭者本已退無死所,反明為乞求上位者寬大為懷,暗裏使議會外抗爭雪上加霜,無異於宣告憑道德與是非的淪亡。反對派束手就擒之日,還會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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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哀傷,是我的日常 -《一念無明》

未命名

《一念無明》電影海報。狹小的房間,無形的界線,複雜的心境。

一念,無明。

「一念無明」本為佛家語,但不必鑽牛角尖附會佛理與劇情。無明,源自個人主觀偏執的知見,猜度實相繼而產生錯誤見解,終失陷於生死輪迴。取其大略,也就是因其所見而有所蔽。

在頻死邊緣看這部作品,時機也許不甚恰當 -預期沉重的故事情節,或會進一步帶引情緒往下墮落罷?可是恰恰相反,觀影自始至終,心境出奇地平靜,離場後也沒有多大餘韻。

故事結構不算複雜。雖然沒有明確交待黃世東(余文樂飾)患上躁鬱症的因由,但顯然地在與母親婉蓉(金燕玲飾)及未婚妻Jenny(方皓玟飾)相處間的壓力,工作不穩復遭投資虧折,令病情變本加厲 -遙遠追溯自破碎的家庭背景,竭力追求圓滿家庭填補昔日遺憾。一場重大變故,阿東人生陷入失衡,終於墮進萬落劫不復的深淵。

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面臨截然不同的處境:失去所有,努力追回,但身邊出現的人盡是不解,更多的人向他投以獵奇、嘲弄甚至恐懼的目光;身心都亟需空間治療巨大創痛,偏偏要擠身於狹隘的劏房,與陌生的老父大海(曾志偉飾)和一眾房客共處,壓抑得近乎窒息。他的種種「失態」,更成為社交媒體茶餘飯後的談資,又反過來摧殘本已不堪攀折的他。

其間,不同的人,努力以各自方式尋求救贖 - Jenny信了教,一場聲淚俱下的教會見證,釋放從小確幸丕變為悲劇的負面情感,嘗試以「寬恕」說服自己克服陰霾;大海從慣性地逃避責任,重拾人父的自覺,亦漸由陌生、認知、體諒到接受自己的兒子;至於阿東自己,則急於「返回正軌」而同時不斷失去,在黑暗吞沒以前,靈臺驀地一片澄明,以平靜之心接受一切,哪是是止於一時的清醒。

正常的不正常,與不正常的正常

故事中反覆強調「正常」,但試問何謂正常?律己守法?遵從社會規範(Social Norm)?學習正向思考(Positive Thinking)?也許通通都不是,不外乎以己度人。人性本該立體多面,用「正常」與否區別人生,如同注塑倒模複製千人一面眾口一聲的機械,無異於徹地消滅彼此獨特的人格。

自己那把「尺」,本應認定自身所做的事情對一己是最好的決定。該笑當笑,應哭當哭,要憤怒須爆發,欲哀傷則盡情宣泄。躁鬱病者的情緒波動,卻總是身不由己,旁人冷眼口誅筆伐,更令他們喪失表達自我的機會,經受無止盡的挫敗迴旋,被迫吞下苦澀的果子,不再為外人道。

當世道如斯虛情假意,試問封閉的心,何以活出真我,過得「正常」一點?也就惟有戴起假面,「Bipolar得嚟好有Order」欺人自欺罷了。

躁鬱之為真實

對於稍有接觸病者甚或對躁鬱所知不多的人來說,阿東一面與致死的頑疾搏鬥,在外迎來的非但不是和暖的陽光,而是人性冷漠恍若刀鋒般傷害。將心比己,每當他撕心裂肺的哀嚎,還是痛苦瑟縮於床上,那股悲痛與無助,確實教人動容。

朋友婚宴、超市、劏房住客會議,三幕遠近不一的場景,也是社會對精神病患反應的縮影。片面瞭解加上傳媒渲染底下,他們身上貼滿「失常」的標籤,既無奈亦諷刺。即使專業的醫生,批准出院還是覆診,例行公事式的反應冷淡得恐怖;病患家屬也好不了多少,寧做「仆街」一點讓照顧之責「外判」給這群專業人士及機構,明知這無異於將親人推往火海,也忍心放棄,斷送他們惟一的希望。

導演、編劇很用心地嘗試呈現不同層次的「真實」,無論是躁鬱病患自身,週遭的人際關係,抑或公眾對病者的態度。不過,雖然他們透過阿東的言行起伏展示其精神狀態轉變,依舊難脫鬱與躁教科書式的行為典型,想向觀眾說明卻太著急用力,兩極化的推砌稍微過火;余文樂也盡力迫近如過山車般高來低去的狀態,可惜他對無以名狀的敏感細膩,掌握上仍差之毫釐,致使內在轉折流於表面。

反而曾志偉飾演的老父,當了大半生逃兵,唏噓後悔過後一記猛回頭,從心力交瘁到幡然覺悟,擺脫照本宣科,摸索出自己的答案。最終父子甘苦與共、相依為命的意涵,演技入木三分。

時而熟悉,時而陌生

這是否意味情節脫離現實呢?不是的。回看走過的崎嶇路徑,有著許多雷同,又感疏離。

例如,我沒有像大海這樣的父親,確切地說,他是將自己逼迫至牆角的元兇之一。歷盡生關死劫,如今也就僅止於保持兩不傷害的距離,小心翼翼地守住其薄如紙的假客氣;又例如,多年來伸出援手但遭拒絕的朋友,包容愛護但反受傷害的女友,到現在還是未能一一致歉。既是欠缺勇氣,更不欲因為尋求自我滿足假裝坦然,打擾他們復歸平靜的生活。

除了於思緒南轅北轍的泥淖中痛苦掙扎,還有不斷地拒絕和錯失。拒絕之所以產生,也許是認定對方的一知半解,或相反地害怕被看破虛怯軟弱,終遭認定為乞討憐憫。彼此呈現的特質不符想像與欲望,令性情愈發孤僻;錯失,則祇能歸咎於不可抗力,例如時間、地點、止不住的情緒黑洞、或交錯的命運。時刻患得患失,愈不想失落,反錯過更多;愈想陳述處境,卻不由自主地將對方無情推開。

與病同存的日子,深知並非諱疾忌醫,而是無話可說。他人由衷的諒解支持,從來不是理所當然,同情你不幸但無法體會箇中絕望者大有人在。不知如何面對我這樣的人,然後滿懷善意地踩中一枚又一枚的地雷,所以也不能強求太多;社會的主動關懷與去污名化,很多時候也不過是把歧視更好地內化隱藏,「體面地」不公開處刑 - 每回聽見同場觀眾的笑聲與竊竊私語,更證明這一點。

至於其他非善類,人加我以刀劍,我報人以獠牙。殘忍得可怕,毋庸多言。

傷口遊移無間,但從未消失,一如開宗明義所說,近日再度被揮之不去的死念纏上,也不知可撐多久。

簡言之,觀眾看來未必感同身受的處境,正是我每天身處的困獸牢籠;你的哀傷,祇是我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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