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抑或不選?泛本土派的進路

主權移交將近20載,中國對香港的高壓管治無日無之,「一國兩制」早成一紙空文。在「銅鑼灣書店事件」內幕曝光以後,連人身安全也失去保障,更是把港人逼迫至孤立無援的境地。前文回顧反對派光譜的變化,指出從街頭到選舉,市民的集體經驗培養出本土主義,加上原本反對派系的失望,進而轉化為反抗運動的新源泉。

由政治到民生的威脅激起社會非難,程度達至極端也許會產生敵視或報復的欲望,然而本土思潮並非立足於躁動的仇中情緒,或抗衡港中融合。港人的深層恐懼,源自複雜混合的因素:港人身份的剝奪、經濟民生的剝奪、政治人身權利的剝奪。思想層面,上追至英中兩國談判香港被置身事外的歷史,下接港人身份認同到主權意識的奠定,提倡香港本位思考,將本來紛亂的現象理順一致;行動層面,本土派組織相繼冒起,令相互間缺乏社會聯繫的孤立者凝聚一體,在社會事件中動員反抗。

過往本地的政治分析模型,低估激進政治反抗,所以面臨本土派興起成因及對政治生態的影響,往往失焦。本土逐漸由初階的建立論述,循理性激進的進路推展,傾向爭取革命的意識形態,從植根於個人仇恨的私己戰鬥昇華作為同伴謀福祉、為貢獻香港而委身的崇高事業。本土意識的量變到質變,釋放了參與積極反抗者所需的資源和能量,而他們所爭取「理想中的香港」則成為社會團結的基礎,而不止是局部的物質利益或政策的關顧。

然而,社運關注以至動員,也有其局限。首先是2014年政改方案引發佔領過後,政治議題紛紜零散,難以聚焦於一點,欠缺醞釀也無法在短時間內凝聚民氣;運動以失敗告終,爭取「真普選」的理想伴隨人大「831決定」而破碎,致使向來積極的抗爭參與者意識到單純透過大型社運難以改變政治現實,陷入集體倦怠;本來主事的反對派政黨及社運組織(即所謂「大臺」)由立場到決策均受群眾質疑,延續至今天各範疇的政策爭議,對他們的不信任擴散,其公信與組織日漸瓦解。

本土派雖然挑戰固有政治組織而漸成氣候,但暫時未有足夠實力承接由泛民主派流失的支持者。要持續發展,必須開闢新戰場:晉身議會。

參選議會 完善本土路線圖

何謂贏、如何贏,泛本土派必須考慮透徹。參選並非僅為一個議席,為不斷連任陷入仕途主義,而是為著更重要的事,在爭取主權的漫長的路線圖中定下的一步棋。

新興政治組織藉各種可行方式影響政治,在較複雜多元的社會傳播意識形態,既可以發起社運宣揚核心價值,也可組成壓力團體(Pressure Group),通過遊說政黨以至政府,制訂有利於民眾的公共政策。但前者限制已列舉如上,高峰過後無以為繼;後者也因關注議題傾向偏狹,未能全面地展現完整的公共政策主張,而在行政主導的政制底下,亦難以迫使政府改弦易轍,議會內的反對派也未必有足夠意志反對政府政策,顯著例子如今屆立法會期結束前的醫委會改革議案,大多數泛民不僅沒有參與「拉布」,立場更是傾向政府提案。

在未有民主普選的社會中維持抗爭,必須存在持續有組織、參加劇烈選舉競爭的政黨。沒有政治組織之間的黨派衝突,要彰顯自身的政治主張難度甚高,潛在支持者也欠缺低門檻參與的途徑,透過選票支持能代表他們的組織,缺乏機會表現政治傾向將使他們陷入更深的政治無力感,最終祇能「含淚票投」不支持的反對勢力,甚至乾脆放棄投票權利,對爭取自主窒礙更大。

一旦晉身議會,代議士得到一定程度的公民授權,在反抗運動中將可擔當更重要的角色,議會與社運「兩條腿走路」,貼近民眾的結果是在議會內外彼此的思辨衝突,擴闊反對派「異質的共同體」光譜,從而刺激政黨的結構和意識形態變化,使理論從政治實踐中更加成熟。政黨本身也可吸收更多支持者壯大實力,體現反對現政府的意志,推動主權議題常態化,以及為可能癱瘓、推翻現政府提供現實機會。

泛本土進路受阻

從今天2月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結果,以至數個機構分別進行的民調顯示逾15%的受訪者支持香港獨立,可見泛本土政治勢力的興起,在民間已建立一定支持度,愈發印證選後本港政壇「三分天下」的局面。

然而,對新興勢力的壓迫亦隨之而至。繼行政司官梁振英於4月宣稱特區政府將依法處理「港獨」問題,選舉管理委員會於本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前夕頒布的新措施,令本土派陷入困境。

有意競逐立法會議席者,在政府新規定下,必須於提名文件以外簽署「確認書」,內列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香港屬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部份等條文。若然反悔,政府會根據簽字立約,確認參選者作出「虛假聲明」,其提名按此作廢;若在日後當選違反內容,則有可能追究其違約之法律責任,褫奪議員資格。換言之,如果有人主張香港獨立、建國抑或主權自決,一律觸犯上述法規以致無法參選。

除此以外,若參選人的政治主張或言論抵觸《基本法》,選舉主任可就此在提名期完結前致函要求書面回覆,或約見詢問其會否承諾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並以之作判斷參選人資格有效與否的「參考資料」。是以即使簽署確認書,選舉主任仍可藉此不承認對方的參選資格。如今提名期接近尾聲,陸續有拒絕簽署聲明者獲確認參選資格,可見政府真正要篩選者,是報名人士的政治立場。

本週三,高等法院接納上述「確認書」的司法覆核申請,然而基於法官認為案件並非迫切,故駁回要求週五(27/07/2016)提名期結束前開庭審訊,而僅以正常程序處理。換言之,已報名參選者若蒙選委會確認提名,即可按照常規參選,否則惟有提出選舉呈請一途。

以上舉措,無異在選舉法例以外架設政治立場審查門檻,剝削《基本法》及人權公約等賦予的公民參選權利,而被致函通知的政黨代表,或會成為香港開埠以來首度遭政治審查否定參選資格的候選人。不是輸在選舉,亦非輸在程序,而是藉赤裸裸的行政打壓,將異見力量消滅於萌芽狀態。

臺灣經驗:民主過渡的宣誓

比照經歷黨外與建國運動的臺灣狀況,就此曾詢問民進黨先進林濁水先生,他表示「很同情香港,因為當年臺灣並沒有這樣的事情」。

先要說明,時至今天,臺灣各部公職人員(包括立法委員),以至正副總統,形式上均受相關《宣誓條例》管束,在就職當天必須於中華民國旗及孫文像前宣誓「遵守憲法、效忠國家」-憲法與國家,暫時仍是「中華民國」。

昔年國民黨當政,黨禁未開,黨外人士組織社運,不時也被政府羅織罪名,許多志士仁遭到法辦。於是由街頭漸進至司法,體制內外全面抗爭,屢有例子,在此不贅;其後開放選舉,中選會在選舉期間對黨外人士屢作刁難,企圖循程序阻撓參選。但畢竟民心所向,民進黨人一一克服難關,逐漸擔任立法、行政機關之職。

由於他們矢志挑戰威權,是以時有成員故意不依例完成宣誓。按《宣誓條例》雖說明未有完成宣誓者則視作未就職論,且違背誓言會依法重罰,印象中卻未有對此作出懲處或司法追究。換言之,即使民進黨在1995年之前仍然以臺灣獨立為其黨綱,但其黨員無論有否根據《宣誓條例》所示完成公職的宣誓程序,也未曾被追究甚至遭問罪-在政治上或被政敵或公眾問責,但並無上升至行政干預或司法審查的層面。

由黨外到執政 臺獨的應對策略

撇開法理層面不說,稍微探討立場與心態。

在1994年臺北市長首屆開放選舉,統獨問題成為三位參選人的辯論焦點之一。這場「臺北辯論」,陳水扁回答臺視新聞部副理李四端的提問,或可作為今天泛本土尤其是獨派的參考。

「……但是我也要進一步指出,包括我個人在內,這一塊土地上的所有人民,出國所拿的是中華民國的護照;我相信,大家口袋裏面所帶的,可能也是我們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我相信陳水扁沒有例外。除非經過法定的程序有所變更,否則陳水扁選上臺北市的市長,我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一員。

很清楚的大家可以看得到,縱使在立法院標榜『中華民國終結者』的陳婉真委員,當她擔任司法委員會主席的時候,在她後邊所懸掛的,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旗。

我相信沒有例外,這一點也毋庸置疑,非常清楚。」

(補充:陳水扁在1989及1992年兩度當選立法委員,宣誓時均拒絕於中華民國國旗下宣誓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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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1999年黨內通過的《臺灣前途決議文》,其所本為1996年發表的《臺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以「事實獨立」為底線(國名暫稱「中華民國」),凡涉及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以公投解決。雖然其內容有向中間路線走的意味,但他們並無放棄臺獨主張,決議亦非以修改臺獨黨綱為目的,而且決議乃循民主程序通過的。

翌年(2000),眾所週知,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總統,與此立場重振不無關係。

至於對中國立場的回應,近日蔡英文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說得明白,中國要臺灣在限期內接受「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可能性不大,算是正式回絕。那是基於民進黨具備足夠民意認受及實然執政,才擔得起這項涉及國體的宣示。

由是觀之,政黨所有關於政治的申述,除了策略考慮,也視乎民意基礎,或最低限度地,得到支持者的共識諒解。因此,面臨參選被阻礙,政黨代表迂迴表達政見可以諒解,但務必謹慎處理及向公眾清楚交待緣由,釋除支持者疑慮。

選,抑或不選?

在簡單多數投票的選舉制度,加劇兩黨化的趨勢,主因是這種設計嚴重不利於第三黨,導致其在立法機關成為不具代表性的游離黨派,公民不願投予第三黨「浪費」選票,最終羽翼難豐。相反,比例代表制不損害第三黨,因為制度準確反映公眾意向和選民投票中的變化,是以比例代表制對政治情感的重大轉變相當敏感,便利小黨累積實力,同時增加反抗運動的成功機會。另一方面,比例代表制中可藉較少得票而往上槓桿取得議席,有利激進小黨發展。

以香港當前的政治生態,類近兩黨制的現狀,令雙方陣營都保持克制,不贊成較艱難甚或抽象的理念,因為他們想像在選舉中仍有取得半數議席的希望,是以務須考慮實現政策的可能而變得保守。第三勢力不受這種約束,是以採取激進的意識形態或抗爭標準,更能把他們與大黨區分開來。換言之,比例代表制更能促進支持革命的意識形態政黨生存。

假使泛本土的激進理想僅局限在最疏遠及狹隘的社運敵我矛盾,那麼現實中就不可能持續聚集支援實踐目標,除非社會爆發連綿的動亂引起社會廣泛的痛苦和不滿,進入真正的革命。要爭取政治資源,提高社會知名度及影響力,在理想和原則的純粹必須有所犧牲,為實現更高的目標作出些許讓步,否則,僅靠社運表現支撐而停滯不前的本土派,也就逐漸喪失吸引力。

理想主義者,一如鬥士,會主張政治理念神聖不可侵犯,渴望捍衛表現反抗的意識形態,甚至懷疑一登立法會的議事堂,議員與敵對陣營接觸而腐蝕其信念;現實主義者則贊成為增添政黨實力而妥協,藉放棄原則晉身政壇,復為爭取連任被迫妥協,願意換取擴張政治立場的影響力,容易淪為仕途主義的犧牲者。

如果本土組織沒法贏取政治競賽的前提下,輕言犧牲理想,變更政治立場而沒有得到支持者諒解,那麼意識形態的妥協失敗將加速其衰亡,因為既無法提供激進派系為理想獻身的意識形態誘因,也無力給予勝利後所得的政治實利,更無法從主張「安全反抗」的溫和反對派中別樹一幟,流失大量的政治支持。但若然結果相反,以最少的原則損害「入閘」,在政治戰場中保留一點彈性與空間,是弱小抗爭的生存之道。

摸索出路,殊不容易。本土組織既背負支持者及組織的期望,也要克服往後政府更瘋狂的政治打壓,我想到了這個關頭,祇能進,不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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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無妄齋

香港人.港獨份子.不務正業.業餘裁紙.獻世窮隱.文偽老人渣.現場鍵戰.政治肥宅.風流本土派.社運塘邊鶴.極右排外法西斯.是但花生供應商.圓碌碌力量永遠主席.毒辣評論人、幕後黑手編輯兼網媒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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