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不義化作律法，反抗即成義務。」－湯瑪士．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美國開國元勛
今屆立法會選舉提名塵埃落定，早前擔憂的局面亦成事實：所有主張變更香港主權(包括獨立、歸英)的候選人，均被選舉委員會(選委會)以「不擁護亦無意擁護《基本法》」為由，取消參選資格。早前於新界東補選嶄露頭角的本土民主前線候選人梁天琦，更被以其言行往績之類「傳聞陳述」(Hearsay)為根據，信納其並非由衷放棄港獨立場而禁止出選。
選委會淪為《1984》中的「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不但越俎代庖擔當法官角色，審查參選者的政見及思想，最終更以主觀的標準，判斷參選者政治立場能否變更，變相終身剝奪個別人士政治權利。政府是否合理合法地考慮選舉資格，昭然若揭；香港的選舉距離專制社會下的「鳥籠民主」，又邁進一步。
事件發展至今，本土派焦點已不止於研究選舉策略、如何投票等問題。他們真正要關心的，一方面是經歷一番選前政治審查後元氣大傷，如何重整旗鼓、在議會內外分進合擊；另一方面是，本地政治敗壞至此，香港距離憤懣爆發，轉化為社運甚至革命之路，究竟有多遠。
當部份本土派無法被政府吸納於建制之內，會否如早前所言更趨激進化？特區政府玩火的後著如何，尚待觀察。相對而言，一場選舉無法將所有人精力同眼光集中於四年一度的議會換屆，而是關注選舉外的政治操作以至進一步被激起的香港獨立思潮，相信除了運用更高妙或者更鐵腕的手段以外，幾無可能化解這股矛盾。
香港獨立的轉向：從社運到全面革命
議會陷入失效，如今就連選舉也淪為伊朗北韓類同，本港政治已是主權易手19年以來前所未有的敗壞。政治急遽衰敗，「遮打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後本土派乘勢奮起，隱然有山雨欲來之兆。
梁天琦於被褫奪參選權的當天記招，除了批評政府決定、公布與青年新政策略合作以外，也明言中共治下，香港是無緣實現民主的獨裁之地，政治出路惟有革命一途；民族黨代表陳浩天，也於稍早時宣布將於週五在添馬公園舉行集會，屆時交待本土派後續路向，號召遭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的參選人及支持香港獨立的有志之士踴躍參與。
最終，數千人參與香港首個以「香港獨立」為主題的集會，成為國際傳媒焦點。會上除了由五位競選無門的參選者發言，更關鍵是民族黨的陳浩天及本民前的梁天琦，透徹剖析本土勢力的不足：資源的匱乏，諸如人才、財力、媒體、情報等範疇。同時，他們不約而同地指出，爭取獨立不應再局限於社運抗爭的參與，而是要同時展開各社會階層的推廣，為港人重奪香港主權的路線圖訂定方向，自此確立了本土獨派的基本路線，也為本土派的重振注入強心針。
以上的自省，暗合之前撰文談及的弱小抗爭之道。本土派務必積極參與選舉，其根據主要關乎資源動員論(Resource Mobilization)，簡言之即由社運到革命，僅有「群眾基礎」並不足夠，必須得到金錢、傳媒、社會菁英等外在資源支撐，才可持續將社會的憤懣通過資源集中的利益團體或政黨組織，轉換為達至共同政治目標的社會變革。故此參選議會成為第三大黨，再循序漸進爭取法理獨立，或以所得資源培養抗爭力量，成為保障本土勢力之生存及長遠發展的當前要務。
循此路進，藉著資源及組織的整合，一方面克服搭順風車(Free-rider)心態，另一方面則發揮更大的能量迫使政府讓步，甚至進而令政權更張。本土力量協調之目的和重要效果，在於建立信息傳遞渠路，辨認同路人、交流意見及動員支持者，以利同步採取抗議行動。本土派舉辦大型集會，是以上途徑的體現 － 不止是對公眾的理念宣傳，也具有組織建立及擴闊動員信息網絡的功用，為將來進一步發展以至可能的革命舖路。
有別於泛民主派及其友好社運組織的集會，由於他們是以「非暴力」為行動最高綱領，否定將武力抗爭正當化，是以在集會中不會鼓吹任何衝突型社運方式，而是以「安全」的共識社運為主調；本土派則不同，他們在理念及實踐上從來不排拒衝突型社運，故此雖然舉行和平集會，但從根本上沒有否定勇武抗爭路線，而是以集會作增強士氣、擴散宣傳該類抗爭模式之用。
革命面臨政權壓制
大規模集體反抗，基本上要滿足兩項條件：結構與催化因素。前者指構成及凝聚民心不滿現狀的原因，諸如長期高壓管治、制度敗壞、政策失衡、貪污腐化、經濟民生困乏、國際干預等累積的結果，後者則為將上述不穩情緒轉化為具體抗議行動，既可能由個別團體就特定議題發起，亦可出於非關政治的偶發事件。
然而要知道，中共可不是省油的燈，不會守株待兔，待本土力量成形方作打擊，他們將不擇手段地維持其在香港的領導地位(Leading Role)，壓制任何引致大規模反抗運動的可能。究其原因，必須審視其權力運作的法則：
一、決定政府機器(行政、立法、司法及旗下之執法部門)之人事任命；
二、黨大於國。在權力機構作出政策決定前，先由黨議決國政大方針；
三、黨組織負責監督相應之中央政府各部門、各級地方政府、群眾組織。
據上可知，中共政治體系下的政府機器，必須既深且廣地滲透與控制社會中的次級組織，全面壟斷政治過程。要達到維穩目的，往往透過監視民眾集會結社活動杜漸防萌。是以，由中共幕後操控的特區政府，也沿用此法則，限制本土派之參選權利，而在其集會結社的過程間諸多阻撓。從事前情報收集到行動當天的警力佈防，可見一斑。
而要制止社運衝突異變為挑戰政權的力量，以免重蹈2014年政改方案爭議引發「遮打革命」大型佔領的覆轍，特區政府可能會採取三種策略，防止未來大規模反抗運動再度爆發：
一、消除導致社會不滿的結構因素；
二、癱瘓具備動員群眾能力的政黨團體，尤其是新興組織；
三、因應任何可能造成民眾聚集的非政治偶發事件，防止其轉化為政治性示威抗議。
邏輯上，從上而下的改革解決社會不公，是防止任何大型抗爭的治本措施，以合宜的制策施政回應市民訴求，吸引他們容忍、支持現狀，消弭反抗因子。然而，無論政府有否改善經濟民生的善願，也無法徹底消除社會矛盾。
首先，實施公共政策代表社會源資的重新分配，當前香港現狀是產業局部傾斜，經濟向中國靠攏，政商勾結、中國經濟侵略令港人付出慘痛代價(例如樓宇被炒賣，致使樓價不斷上漲等)；其次，即使經濟民生得以改善，也永遠無法滿足港人追求的政治權利。「831決定」關上政改諮詢的大門，本地民主運動的「真普選」目標永遠無法實現，今屆立法會選舉更是將中共操縱選舉的意圖發揮得淋漓盡致。
治本不成，退而治標
所以，特區政府惟有循抑壓催化因素著手，以後兩項治標措施預防及壓制抗爭爆發。
第一項措施，是癱瘓擁有動員群眾能力的政黨團體。其目的是防止社會上出現不受控制的信息網絡，將整合資源組織的反抗運動消解於無形。換言之，不管組織目前是否對政權懷有敵意，政權也必須立刻癱瘓這類民間團體，防止其未來演化成反抗運動的指揮中樞。由於對中共的威權與實然統治產生威脅的關鍵，在於其組織動員能力，而非本身是否具有推翻特區政府的意圖，對付組織的方法也就是以癱瘓其領袖、破壞內部聯絡系統為主，尤其是如今出現以獨立為綱領的本土組織，更是要翦除而後快。
顯而易見的例子是，陳浩天未能以民族黨申請註冊公司，本民前黃台仰、梁天琦面臨沉重的司法檢控，一眾泛本土組織成員受嚴密信息監控，集會等行動也有舖天蓋地的警力嚴陣以待，正式申請場地也受諸多阻礙，就連參與選舉也遭行政粗暴干預。本土派的潛在支持者或同路人也在政府打擊範圍之內，被藉故羅織罪名(如「不誠實使用電腦」之類)而拘捕。幕後黑手試圖摧毀新生組織，縮窄其公共影響力，確實不遺餘力。
政府另一項治標措施，是謹慎妥善處理非政治偶發事件。他們會設法防止市民利用政治敏感度低的事件聚集(例如2013年的香港電視集會)，將原來非政治本質的活動，轉移為政治訴求，對特區政付構成直接挑戰。除了提昇警隊的戒備狀態、增強其器械及訓練、修築防禦工事等一般措施外，一些可採取的預防措施包括長期監視重要政府建築(如政府總部、立法會、特首辦)或戰略要點(如曾經爆發大型佔領的旺角彌敦道十字路口)、監控知名社運人士出席的活動、限制集會地點及參加人數等。
不過，以上兩項治標措施同樣有致命缺憾，陷入「鬆緊兩難」的困境。縮小針對目標，僅癱瘓政治組織的領袖及聯繫，無法完全消除組織的擴散。一來社運群眾在「遮打革命」後學懂組織及聯絡上的靈活變動，即使一個團體陷入險境，也會化整為零，新的領袖人物可能從一般成員中逐漸形成，再度對政權構成威脅；若然政府擴大打擊範圍，在新生組織還未產生反政府意圖時便對其成員趕盡殺絕，則會激使他們永遠走向對立面，反而弄巧成拙，增強反政府力量。
其次，由於不知道怎樣的非政治活動可能轉變成大型抗爭的催化事件，政府必須長期監控所有集會示威，導致維穩機器負擔益重。隨著現代電子通訊設備普及，監控工作更為繁複。手提電話、互聯網等通訊設備，令市民更易獲得不同資訊，將信息廣傳也更為便捷，故此政府控制民眾意識形態與監視其活動愈發困難，承擔不起任何疏漏。過度的監控，祇會引起更強烈的社會不安，通訊受阻也會損害經濟發展。是以，政府耗費資源嚴控社會動盪，終將事倍功半。
本土派須做好革命準備
如此一來，無論大規模反抗運動出現與否，特區政府的倒行逆施，中共對港情的處置矯枉過正，無法壓制怨聲載道的群眾。對現狀不滿的民間訊息交流，令市民更加認知其管治能力已經喪失，不再畏懼政治控制，進而群起反抗暴政。任何原本非政治化的事件，也有機會變成大規模反抗運動的催化事件，全面激化社會不滿情緒，造成一場大規模反抗運動，甚至迎來中共的噩夢 －「分離主義」的熾盛。
以上種種，未必再是「為革命而革命」，出於個別組織事前詳細規劃的結果，而是在群眾思潮與組織提倡的政治主張，交織而成的路向。當特區政府以為制止本土派參選，就是防止本土意識向公眾廣傳時，也就是他們迎來覆滅的先聲。未來可以預見的是，執法機關會進一步限制言論、發表、集會、結社等自由，而且措施是針對被視為潛在分離勢力的整個泛本土光譜，意欲令該等團體缺乏機會、人脈、時間與資源去組織社運，無法以資源動員的途徑壯大反抗力量。
因應政府可能採取的基本方針，我們必須認清當前現實：本土派除論述及社運以外，並未累積足夠政治實力與政權抗衡。要知道，民氣是稀有資源(Scarce Resource)，並非一時三刻可能累積，「和平佔中」也要花上逾一年時間才成功推廣街頭佔領概念。要全盤實現主權獨立，需要更複雜的操作，必須投入更加多時間，人力及物力。是以要循不同途徑盡力累積，積極開闢新戰場，無論是參選議會、籌備組織、吸納人才、政策研究、拓展對外關係網絡，甚至傳媒報道、打輿論戰、公開宣傳，要從各範疇爭取發言權，在重大變故之前，時刻做好準備。
一如自己在獨立集會的發言結語所言，本土派爭取的，並非僅止於掌聲、鏡頭、乃至一時的宣泄，而是如何在特區政府的壓迫底下生存，在有限資源下創造有利己方的氛圍，長期作戰，然後贏得勝利，從中共手上，奪回屬於港人的主權。
(10-08-2016《端傳媒》觀點．香港本土獨派的抗爭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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