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八年(1919年)，北大學生上街了。胡適多 年後回憶道：「一個常態國家，政治的責任在成年人，年輕人的興趣都在體育，娛樂，結交異性朋友；而在變態的國家，政治太腐敗，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存在，那 麼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變態國家的年輕人為政治，不但要犧牲自己的學業，興趣，最後可能還要犧牲生命。」
以上這段金石良言，不僅振奮人心，爾後亦滋長成中華學運中的革命養份。但五四的時意義及精神已有頗多前人議論過，今天就談點別的五四故人往事。
蔡元培
民國六年(1917年)一月前後的北大，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前者為國學大師的天下：辜鴻銘、劉師培、陳漢章等「孤臣孽子」坐鎮學術殿堂，不僅學風陳 腐，且師生均繼承昔時騷人墨客的「雅興」—相約逛八大胡同，冶遊狎妓；隨後西風東漸，新舊學紛陳，兼收並蓄，蛻變為新文化運動的陣地，「不正當的消遣」亦 一度消失。此分水嶺之所以出現，實歸功於一位老頭的到來。他正是蔡元培。
蔡先生乃老同盟會眾，壯年嘗留德就學。他眼見其時德國雖然政治專制，然而大學內仍能保持濃厚的學術氛圍，風氣自由，心中已有盤算。故到北大履新之後，他隨即倣效漢堡大學「教授治校」與「兼容並包」的治學理念，革新學術界，大膽起用新人，一掃衰頹暮氣。
易地而處，倘北大由「新新人類」支配，他沒準會招募一批國學老叟互為拮抗。他認定學術主張非首要，重心為「雜」，通過彼此爭論衝擊方可成就新文明。在新舊學派火花四濺之下，由是奠定五四以民主、科學等新思潮為核心，喚醒一代學生的良知。
陳獨秀
陳獨秀在晉身北大以前，其創辦的《新青年》已大肆鞭撻古文、儒家及傳統禮教，得到教席後更致力推廣白話文，大量引進魯迅、胡適等骨幹的作品，並對文言文(古典、貴族、山林)的腐朽作進一步剖析批判。
可惜他的激進態度，終於作繭自縛。身為新文化圈外的旁觀者 － 梁漱溟事後憶述：「胡先生為人和易平正，原不須蔡先生怎樣費力支援；陳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內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對更多。而且細行不檢，予人口實。」梁氏所言「細行」較為嚴重的一則，乃五四當年三月陳氏於八大胡同與學生爭風呷醋，失手傷及妓女下部，造成輿論大譁。
北大教授評議會事後發布了陳氏「請假南歸」的消息，實乃委婉地保全他的顏面，是出於蔡元培的善意謊言。陳氏就此「不名譽」地離開北大。胡適對蔡先生 未有保住陳氏頗有怨氣，他認為私德不能與學術等量齊觀，何況那群國學老叟平日不也領著弟子冶遊嗎？但問題關鍵是，陳氏著實參與了北大整飭不正之風、標榜 「不嫖不賭」的進德會，老先生們可沒參加呀！
林紓
早些年嘗聽曾希邦先生提及，林紓(字琴南)在北大任教時，因白話文問題與蔡元培、胡適之吵架，甚至寫小說辱罵他們；隨後幡然悔悟，登報道歉，傳為佳話。他博覽群書，繼之精讀，對古文有極深造詣。離開北大以後，靠賣文鬻畫為生，不依權貴自食其力。與此同時，他藉由別人口述，翻譯了百餘種西洋小說。他的《茶花女遺事》譯本，尤其情辭懇切，賺人熱淚。
關於撰小說攻擊新文化派系一事，緣起經過大致如下。
錢玄同於《新青年》首回撰文，肆意侮辱當代古文大家們為「謬種」和「妖孽」。胡先生遂致函錢氏：「適意吾輩不當亂罵人，亂罵人實在無益於事。」可他非但不聽，還化名王敬軒假裝讀者來函，串通劉半農在《新青年》上大唱雙簧，以誇張筆法吹捧林紓、嚴復等學究，為劉氏提供駁斥謾罵的活靶子。
錢劉之舉欺人太甚，於是激怒舊派。未幾，《荊生》、《妖夢》橫空出世，其中所塑角色，分別影射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新派人物，他們終於化為大糞， 結尾云：「無五倫之禽獸不可放，化之為糞，宜矣。」作者正是琴南先生，新派陣營中不少成員皆喝著其奶水長大，程度自是大有不如。周氏兄弟其後編纂《域外小說集》挑戰林氏譯作，同以文言書之，結果十年纔賣了廿一本。
後來林先生冷靜反省，畢竟行為份屬不紳士，於是向「新文化菁英」們道了歉。但捫心自問，新學後進們何曾向老先生們道過歉？羅家倫(後來的中央大學校長，時為北大生領袖)後來憶述錢氏謂：「自己主張白話卻是滿口文言的人，是於新知識所得很少卻是滿口說新東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說他有神經病，因為他是個精神恍惚好說大話的人。」孰是孰非，見此大概心中有數了。
無可奉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