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先回溯一段英治歷史：1982-84年，是本港戰後發展的分水嶺。82年以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模式管治下空前成功的先進城市。政府從決策乃至施政過程中，港人的參與微不足道；但政府對個人自由或商業運作甚為寬容，箇中干預幾近於無。多年來行之有效的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政策，無疑為城市帶來豐足的財富與安定的生活，卻無可避免陷入過份投機所造成的惡果，埋下日後貧富懸殊更趨劇烈的暗湧。
而政治層面，港人長期受英政府的教育薰陶下，鮮有談及政治話題，即使有事務磋商，亦僅限於與港英政府溝通，而非接觸遠隔重洋的大英帝國。
香港：過往經濟先行，今天政治掛帥
84年後的香港，又是另一番景象。中英正式簽訂交接協議，主權治權移交中國已是鐵一般的事實，較為積極的港人於是把希望寄托於政制改革及《基本法》的草擬。他們一方面透過新華社、草委諮委及其他渠道，對中共反映意見，也開始組織壓力團體和政黨、踴躍參選議會、發起社會運動、對關係本港前途的問題公開發表意見，逐漸構成本土政治力量。與此同時，殖民地政府的架構已進入逐步拆除的階段，而新的權力中心正在鞏固政治勢力。至於經濟方面，雖然表面上還是繁榮如昔，骨子裏控制香港經濟命脈的資本家，卻已有各種部署。
面臨波譎雲詭的時代，許多港人都感覺無能為力。究其緣由，是英國人不會為一顆東方之珠而得失中國潛在的龐大市場，因此他們忙於思考如何以優雅身段「光榮撤退」；那邊廂的中國卻是摩拳擦掌，準備接收香港這片失落已久的土地。而由始至終，港人固然沒有參與的機會《中英聯合聲明》的談判，結果公佈以後亦未經過本港全民投票才予以通過。換言之，港人祇知道城頭將要更換旗幟，中共拍胸脯保證未來「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卻對自身前路無法置喙，亦未有任何授權，完全處於被動狀態。
隨之而至的，是一輪風起雲湧的變革，政制改革、《基本法》、草委諮委、聯絡小組、土地委員會等紛紛設立，香港於是從過往經濟先行，搖身一變成為政治掛帥的都市。很多昔日對政情不聞不問的人，對此新局面均深感無所適從。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真能實踐嗎？中共的管治承諾可信嗎？香港在甚麼情況下會引發亂局？連串互為關連的難題，歸根究底是市民對中共治港的信心存疑。時至今天，這股陰霾依舊揮之不去。
中共對本港普選路線圖早有腹稿
上述遠因久懸未決，加上近日政改諮詢如火如荼，民間卻遲遲未得出普選方案的共識。在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昨日發表題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的白皮書，隱含配合數月前林鄭月娥評價饒戈平回應香港政改的發言「一錘定音」之勢，為本月末6．22電子公投普選方案再添變數。白皮書既為制訂重要政策前公布的權威文件，可知中共對本港普選路線圖早有腹稿，且可預見方案必然排他性甚重，現行的兩輪諮詢不過是拖延時間的煙幕彈罷了。
閱其行文洋洋萬言，大部份內容無關痛癢，不外乎重施扭曲歷史的故技，再三強調中央政府對本港的諸般「恩惠」，與政治上掌握法理與實然的宰制。雖然意見不算新鮮，但有兩點值得注意。
立法監督．再授權．緊急狀態
首先，白皮書的內容理論上並無違反《基本法》，而其方針亦與過往的取態一貫。其中提到「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權」，概括一些條文，然而有部份平日鮮有引用，以下嘗試連貫思考，可察覺其暗地意有所指。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監督權」(第17條)，意義上所有本港訂立或修訂的新法皆要呈交人大「備案」，確實有監督立法的作用。但請細心留意，這項權力有並非無遠弗屆，僅屬有限監督。在實踐上，法律條文凡涉及中央管理事務及港中關係時，人大方有審查的權限，並將不符合國家法律的新法發還特區政府，同時宣佈該法律無效。因此內文出現「監督權」「備案審查」等字眼，顯然是混淆視聽。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的決定權」(第18條)，是指境內一旦發生危及社會安全的動亂，而政府不能控制的時候，人大常委會可決定本港進入緊急狀態，繼而發布命令實行《附件3》內關乎國防的全國性法律。按包括在內的《駐軍法》，行政長官可向中央政府請求駐港解放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而屆時指揮權則落在特首或其授權的解放軍官身上。不禁遙想兩年前，曾傳聞現任特首梁振英於2003年7．1遊行後在行政會議中提出以防暴隊鎮壓示威者之論，若本地當真出現狀況，一聲令下以警隊配合解放軍鎮暴，如此看來，教人不寒而慄。
「向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出新授權的權力」(第2條)，則喻示《基本法》中應許港人享人「高度自治」的承諾，其中涵蓋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隨時可以由中央政府收回再議。雖然觀乎政治現實，中共不可能甘冒憲制危機之險，強行「行使治權」重訂授權範疇細則，但這種宣示意味著即使僅是「高度自治」也不是牢不可破的。由是觀之，這是政治恫嚇，與昨年喬曉陽聲言不能任命對抗中央的人擔當行政長官，道理一脈相承。
檢視上文下理，顯然是針對政改公民提名、票選方案，及日後佔領中環等被視為抵制中共統治的舉措。在中共元首眼中，歷年的大型公民運動，形同鼓勵港人以為展示群眾力量就可以迫使中央政府就範，故此要通過重申「史實」及「法理」以正港人視聽。先以「立法監督權」說明任何不符合中共意思的普選方案，即使有充份民意認受，也會被原封不動地退回；再以一番文攻武嚇，警告反對陣營莫要因政改逆反民意，藉故以公民抗命之類手段挑釁中共的底線，皆因生殺予奪之權，盡在中央手上。
「愛國愛港」浮上水面
自從喬曉陽提出「愛國愛港」為競選行政長官的前提以後，政客及學者紛紛埋首推敲本意，及為人選「不能對抗中央」而令泛民主派被拒諸門外忿忿不平。「愛國愛港」從來未見於《基本法》、人大決議及法律文件之上，可惜他們均自動默認這項不屬法律條文的虛妄要求，苦於在政治與法理上鑽牛角尖。是回白皮書，終於將這四字正式列入指導文件，卻仍然沒有就內容定義。參照《基本法》第43條，行政長官僅須遵守《基本法》對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區負責，而沒有「愛國愛港」的要求。
而就其法外詮釋，從喬曉陽開宗明義的「不能是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到饒戈平「擁護回歸祖國、擁護遵守《基本法》……承認中國國家主權，中央政府對香港具管治權力，意味著承擔愛國家、維議國家權益的義務，承擔實施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義務」，可見他們恐懼真正的政黨政治在香港萌芽，如是者某些每年高喊「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反對派乘機得勢晉身為執政黨，本港旋即變為反共基地，引入外部勢力企圖動搖國本，從根源顛覆中共意識形態、政治體制與憲政，甚至會「攪港獨」分裂國家。當然，事實上根本沒有可能發生，不過是出於中共維穩鞭長莫及的不安。
若如內文下段所言，以國家的根本利益和香港的整體長遠利益為依歸的人，則興許是中國政府及香港政商界視為滋事刁民的言論界人士。華人社會的通病之一，就是當權者和固有利益階層往往對批評拒諸門外，無論是善意惡意、有感而發或無的放矢，一律貶斥為攪事份子。在如斯社會風氣底下，看風使舵者多如天上繁星，據理力爭者則少得可憐，遑論要此等阿諛取容的人領導下發展為兼顧自由、民主、法治及人權的現代化社會。別忘了，英國的反對黨，全稱是「女皇陛下最忠誠的反對黨」(Her Majesty’s Most Loyal Opposition)，愛國，從來不等同服膺威權。
「愛國」無關治港才能
於是，若果你要尋覓高明，要先問他是否馬克思主義者的話，那麼你聘請人才的範圍祇能局限於馬克思主義者。香港有幸，97前的世道是尚賢(Meritocracy)的，即是鄧小平所說的「不理白貓黑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無人會計較你的出身背景，是否根正苗紅，而是講究是否專業卓越；無人會問你愛國與否，祇會問你能否勝任。要找言聽計從的政治傀儡，至是容易；但要找懂得做事的人，並不簡單，因為他們有主見，有一己的治港方針，不會人云亦云，更不甘受人操弄。
問題又牽涉到專制下醞釀出奴才性格和奉承文化，缺乏能人政治，既不從賢亦不從眾。打個譬喻，中國領導人好比一個子女成群的富翁。如果有一天他聲言要將家財留給最孝順的子女，你以為後果會怎樣？結果將會是：人人都表面裝作孝順，其中或真或假，但你無從分辨。直至父親過世後，遺產到手，繼承人方露出本來面目。前漢權臣王莽正屬此類，未掌權以前無人不盛讚為謙謙君子，大權在握之際則密謀篡位自立。觀乎現在，政治化妝成愛國者，還不容易嗎？無論是港英舊電池抑或紅色政商新貴，跳上城牆罵政敵不夠愛國，「愛國」兩字變得相當廉價。
再看「愛國者代言人」的醜惡嘴臉，內心大概已涼了半截。他們不是惡形惡相、口沫橫飛、一副教訓人的樣子，就是口蜜腹劍、巧言令色、背地裏不斷出賣港人利益。「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三句不離中央政府如何如何，對本土事務彷彿置若罔聞，奢談愛國而毫不愛港。假使未來行政長官人選要從這群人之中挑選，祇會淪落得一蟹不如一蟹的尷尬局面。
普選特首，重北京，更重本土
香港政局的先天矛盾之一，在於當下特首是由小圈子選舉後再受中央政府任命，一切聽命於北京，而立法會則有一半是民選，議員投票時必須以選民意願為依歸。僅俯首帖耳聽從北京命令，拼命保皇，漠視市民訴求的議員，終究會遭選民唾棄；而自董建華伊始至今天的梁振英所犯的錯誤，是自恃有中共支持，罔顧本地民情，狐假虎威地撐起所謂的強勢行政主導政府。但立法施政均遇上重重阻礙，顯然此路不通。然則，香港這個結構死結，究竟怎樣破解？
反觀「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 Lord Patten of Barnes)聰明的地方，除了個人魅力與政治手腕以外，就是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寧願公然與北京對著幹，也不欲與本港市民為敵。任何一個對政治有深入研究的人都應該知道，惟有公民認同的政府，才會是強勢政府，否則虛有行政長官之名，也不過是雞毛司令罷了。彭督何以能夠單人匹馬來港，卻自始至終都保持強勢領導，道理在此。假如當年他的施政方向，與市民意向相悖，他如何能順利光榮撤退？
英治時期，在選舉制度介入香港政治以前，並無這種矛盾，因為港督直接由英國外交部委任，立法局亦然，故此權力源一致，那時立法局不外乎橡皮圖章，議員想連任必定要聽話，而權力架構並無民選參與，當然市民更無法干涉。但自1985年立法局引入民選議員後，議會漸次產生質變。英國人發覺不能用舊方法駕馭立法機構，遂出現為順從群眾意願而不惜與北京爭吵的局面出現。彭督縱使被魯平痛罵為「千古罪人」終能全身而退，不僅完成任務，而且在往後得到「親民」「有效管治香江」等美譽。
特首應該充當港中溝通的橋樑
有說如今無論誰擔任特首，眼下惟有兩條路走：不是當北京的代言人，就是當港人愛戴的領袖。但實際是否非黑即白，毫無轉圜餘地呢？我看未必。當特首最重要的本事，是要體察群眾情緒，準確估計民情以便對症下藥訂定策略。由07/08到17/20雙普選的爭取歷程，可見港人於主權移交後對民主訴求的殷切。在普選呼聲高唱入雲之際，尚有人聲稱港人要有耐性等候「漸進式民主」，走了多少崎嶇路仍要步履蹣跚，那就是欺人太甚了。過往也許是中聯辦及行政長官過於想當然，誤人自誤，然後將未經過濾消化的保守意見呈報中央，終於鑄成大錯，日積月累成為達至普選的阻力。
特首的重要任務，並不是一味惟命是從，而是充當港中溝通的橋樑，協助中央政府決策者，瞭解港人的真實心態與訴求。在法理上也許「一國」凌駕於「兩制」，但管治上必然是以在地為先，故此既要聽中央的，更要聽港人的。港人渴望民主，但並非假借民主威勢而與中央為敵；民生方面，港人期待執政者在施政要順應民意，在立法熟諳權衡輕重，量化分析經濟數據之餘不忘市民感受，堪當一個有為、負責任的政府，以本土福祉為依歸之餘，亦需密切留意中國的形勢變動。若出現重大失誤，務必反省並從速修正政策，且一改集體負責淪為全體不負責的陋習。
北京怕甚麼？
中共元首的憂慮，是他們始終不信任港人。但他們似乎不明白港人無意令香港一沉不起，故此每有大型示威集會，遊行隊伍總是秩序井然，事後和平散去。換上別的國家地區，數以十萬之眾上街也許已發生警民衝突，流血收場。他們的理念清晰，行動本乎理性。不論是要求普選行政長官，抑或立法會議席直選，出發點均雷同：現行體制無法令政黨發揮執政功能。西方進步國家的立法機構，多為以全面直選誕生，既然他們的政府運作行之有效，未有出甚麼大亂子，自然會問：為何不讓民主選舉植根本港？逆世界的民主化潮流而行，北京怕甚麼？
如今本港政局前路茫茫，既無可能衍生執政輪替的政黨政治，僅有色厲內荏的所謂強勢政府。白皮書的橫空出世，令本已嚴峻的形勢雪上加霜。依此推算，普選之路恐怕遙遙無期。且以吳光正昨天在九倉股東會的話作結：香港係50年不變咋吓，過咗16年嘞，重有34年呀，好自為之。
無可奉告 